开春过后，张振勋回了趟广州，一个月后又坐船到了新加坡，本是为了处理裕和行的一批账目。船靠岸的时候天色已晚，港口的风里裹着南洋特有的潮气和花香，让他恍惚间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——那时候他从红头船上跳下来，赤着脚站在巴达维亚的码头上，口袋里没有一枚银元。如今再站在南洋的港口，他的身份已经变了无数次，可南洋的风还是那个味道，潮潮的、温热的，带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亲切。

    他到新加坡的消息传出去之后，当天晚上就有人上门拜访。来的是一个姓林的年轻商人，说是广东香山人，在新加坡做药材生意。他呈上一封拜帖，帖上写得客气：“久闻张先生大名，有一位朋友托我转达问候，倘有闲暇，愿当面拜会张先生。“

    张振勋看了那封拜帖，目光在末尾停顿了一下。那姓林的年轻人说话时眼神沉稳，既不谄媚也不局促，倒像是替人传话传惯了的样子。张振勋在南洋闯荡了数十年，什么人该见、什么人该推，已经不需要多想。他把拜帖收好，对那年轻人说：“请转告那位朋友，我这次在新加坡会待五天，时间上方便。他若方便，随时可以来。“

    第三天傍晚，那位朋友来了。张振勋的住处是一间临街的二层小楼，楼下是裕和行的分号，楼上是会客和暂住的地方。那天傍晚，他正坐在二楼的窗前翻看广三铁路沿线的工程进度报告，听见楼下有人进来，脚步声很轻，只有一个人。

    那人上了楼，在楼梯口停了一瞬。光线从窗外斜进来，照在他的侧脸上——个子不高，身形瘦削，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衫，领口扣得齐整。他站在那里，没有立刻走进来，只是朝张振勋微微点了一下头。

    “张先生，冒昧来访。“

    张振勋放下手里的报告，站了起来。他没有见过这个人，但他在南洋的这些年里，从各种书信和来客的转述中，已经无数次听过他的名字。他做的那些事、说的那些话，每一桩都像石头投进水里，在南洋的华人圈子里激起过层层涟漪。

    “孙先生，“他说，“请坐。“

    孙中山在窗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。光线已经暗了一些，窗外的街灯还没亮，屋子里有一种介于白昼与黑夜之间的柔和而模糊的光。两个人在那团光里坐定，中间隔着一张小几，几上摆着一壶已经凉了的茶。

    “张先生，我早就想见你一面。“孙中山开口了，声音不高，语速不快，像山涧里的水，不急不缓的，“你在南洋做了数十年生意，从赤脚苦力到如今的家业，这条路我虽没走过，但我听很多人提过你。“

    “孙先生过誉了。“张振勋说，“我在南洋只是做了点小本生意，不值一提。“

    “小本生意不值一提，可你做的事不止是生意。“孙中山看着他，目光温和而透彻，“你在烟台办酒厂，在广州修铁路，这些事我都有耳闻。你做的，是''实业''。可你有没有想过——实业需要什么样的土壤？“

    张振勋没有立刻接话。他当然明白孙中山在说什么。这几年来，他在中国办实业碰到的那些关卡、那些“关节“、那些在衙门之间推来推去的公文，早已让他心里越来越清楚——他的酒厂、铁路、银行，所有那些他以为能扎下根的东西，都长在一片随时可能开裂的土地上。

    “张先生，“孙中山继续说，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，“你在朝廷的体制里办实业，每走一步都要打点、要疏通、要等人点头。你建的铁路，哪天衙门一句话就能收回去；你酿的酒，哪天一道新政就能断了你的销路。你用自己的钱建起来的东西，却永远不是你自己的。“

    张振勋端起了那只凉茶盏，没有喝，放在手心里握着。“孙先生，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。可我心里还有一个问题——“我在南洋做了大半辈子生意，最怕两件事：一是乱，二是断。乱起来，百姓遭殃，实业尽毁。我这点家业是几十年一砖一瓦垒起来的，经不起几场火。”

    “您觉得现在是太平的？”孙中山看着他。

    “不是太平。可——”张振勋顿了一下，在脑子里搜着合适的词，“——我怕的是，拆了旧屋的时候，新屋还没盖起来。南洋的华人，最怕这种事。我们在外面飘了太久，经不起再来一次无处可去。”

    孙中山没有立刻接话。他看了一眼窗外，然后转回头来，用一种比刚才轻一些的声音说：“张先生，您说您怕乱。可您想过没有——现在的天下，已经是乱世了。朝廷还在，可它管不了事；洋人还在，可他们不是来帮忙的。您在广州修铁路，您比谁都清楚那路修得多难。那叫‘太平’吗？”

    张振勋没有回答。他没有反驳，也没有点头。

    孙中山笑了一下，那笑容里有种“不急”的释然。“我今天不是来说服您的。我只是想让您知道，有人在想着怎么把新屋盖起来。您不用现在就信我，您留着那三分怀疑——等将来新屋的砖瓦真的摆出来了，您再来看。”

    “换了天，就一定比现在好吗？换了天，那些种地的、做工的、做小买卖的人，就能过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