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二十二年，秋天。

    北平的桂花不开。隰衡第一年来的时候觉得很奇怪——他习惯了南方秋天的香气，习惯了那种浓到发苦的桂花味道铺天盖地涌过来的感觉。但北平没有桂花。北平的秋天是另一种气味：槐树叶落下来以后被太阳烤干的涩味，烤白薯的焦甜味，胡同口炸灌肠的油味，还有从城墙根下翻上来的土腥味。

    他在北大教了六年书。

    六年。他换过多少个身份了？随国的书吏，赵国的门客，咸阳的小官，许都的隐士，临安的摊贩，汴京的藏客——现在他是北平的历史学教授。名片上印着"隰衡，字子衡，国立北平大学历史系教授"。名片是铅印的，纸质粗糙，他拿到手的时候看了一眼就觉得好笑。两千年前他用竹简刻字，一千年前他用毛笔抄书，现在别人替他印名片。字是方的，一个一个排在纸上，整整齐齐，像列队的士兵。

    他教的课叫"中国通史"。从春秋讲到当下。学生觉得他讲得好，因为他讲的东西跟书上不一样——书上写"某年某月，某战役"，他讲的是那一仗打完以后，战场上留下了多少具尸体，尸体的味道在风里能飘多远，附近的村子多久才敢回去种地。书上写"某帝迁都"，他讲的是迁都那天，旧都的百姓站在城门口看队伍走远，有人在哭，有人在骂，有人什么也不说，就站在原地一直看到队伍的尾巴消失在官道尽头。

    学生们爱听。但也有学生问过他："隰先生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"

    他说："书上都有。"

    书上没有。但他活过。

    他住在西城的一条胡同里。院子不大，三间瓦房，一棵枣树。秋天的时候枣子红了，挂满枝头，像一树小灯笼。他不吃枣。他把枣子打下来装在竹匾里晒干了，过年时候煮粥用。隔壁住的是一对老夫妇，老先生姓陈，退休前在邮局做事，每天早晨起来在胡同里遛鸟，鸟笼子里是一只画眉，叫声清亮，隔着三道院墙都听得见。老太太每天在门口摆摊卖炸酱面，酱是黄酱加甜面酱，肉丁切得指甲盖大小，面是手擀的，筋道。隰衡偶尔去吃一碗，老太太每次都多给他浇一勺酱。

    "隰先生太瘦了。"她说，"教书的人用脑子，得吃饱。"

    隰衡笑笑，不说什么。他瘦不是因为吃得少。他的身体被锁在了十九岁的状态——不老、不病、不衰，但也不长肉。两千五百年来他的体重几乎没有变过。他试过多吃，试过少动，试过所有能想到的办法，都没用。身体就像一块被烧定了形的砖，不管你怎么烧，形状不变。

    有一年冬天他生了病——不是真的生病，他的身体不会生病——而是他在一次酒席上喝多了，第二天头疼得厉害。隔壁的陈老先生敲门来看他，带了一碗姜汤。"隰先生，喝点姜汤发发汗。"隰衡接过碗，喝了一口，辣得嗓子发烫。陈老先生坐在床边看着他，说了一句让他心里动了一下的话："你这个人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不像个活人。"

    "什么意思？"

    "活人会生病，会头疼，会叫苦。你从来不叫苦。从来不。"陈老先生说完就走了，留下隰衡一个人坐在床上，手里捧着那碗姜汤，半天没喝。

    "不像个活人"——这大概是他听过的最准确的评价。

    叶知秋就是这时候走进来的。

    第一次见面是在报社。他去给《晨报》投一篇稿子，写的是北平城门的沿革——从金中都到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，城门的名称和位置变了多少次。报社在王府井大街的一条巷子里，三层小楼，门口挂着一块木牌，上面写着"晨报馆"三个字，字是魏碑体，刻得方方正正。他推门进去的时候，楼道里弥漫着一股油墨和纸张混在一起的气味——他闻过很多次这种气味。从宋朝的刻书坊到清朝的印刷局，每次闻起来都差不多。

    接待他的人不是编辑，是一个穿灰色旗袍的女人，剪着齐耳短发，手里拿着一支钢笔，正在跟编辑吵。

    "这一段不能这么写。"她把稿纸拍在桌上，"你说''义和拳民''？他们也是人。你见过哪个词是''拳民''的？"

    编辑说了句什么，她嗓门更高了："什么''有争议''？死了那么多人，你告诉我''有争议''？"

    隰衡站在门口，没进去。

    他后来想，他那时候就该转身的。一个活了将近三千年的人，跟一个三十来岁的女记者有什么好搭界的？但他站在那里听了两分钟，听她条理分明地把编辑驳得哑口无言，然后她一转头看见了他。

    "你找谁？"

    "投篇稿子。"他把稿子递过去。

    她接过来扫了一眼，眉头动了动。"城门沿革？你读过《日下旧闻考》？"

    "读过几遍。"

    "哪几遍？"

    "乾隆年间朱彝尊的原本，道光年间于敏中的增补本。另外有一部手抄的残本，藏在天一阁，记载的城门位置和两本都不一样。"

    她看了他三秒钟。那三秒钟里她的眼睛是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