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都府衙的书房，灯亮了一夜。

    周砚坐在紫檀木大案后，面前摊开的不是卷宗，而是一本厚如砖块、纸页泛黄的商会账册。

    账册摊开在天佑七年的页面，墨迹已有些晕开，但密密麻麻的数字和记录仍清晰可辨。

    他的手边，还堆著七八本类似的账册，几叠发黄的诉状，以及一摞从钱庄调来的旧年流水抄本。

    这些是师爷带人跑了一天一夜，从锦里商会、几家老字号的账房，甚至是从已故老书吏家里翻出来的陈年旧物。

    天光从窗棂透进来，在地板上投出菱形的光斑。

    已是卯时三刻。

    周砚却毫无倦意。他盯着账册上“陈记灯笼铺”那一栏，眉头越皱越紧。

    账册记录得很细：进料、出货、工钱、税款陈记灯笼铺在天佑七年正月到八月，生意极好。

    单是“贡品宫灯”一项，就接了十三单，每单的定金、工料、工期，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    然后，九月开始，账目乱了。

    “九月十七，进料款拖欠，纸商王贵诉至商会”

    “十月初三，竹料断供，匠人停工三日”

    “十月十五，债主上门，本息共计三百二十两”

    周砚一页页翻过去，指尖在那些冰冷的数字上缓缓划过。陈记灯笼铺的衰败，像一场精心编排的戏，每一个环节都卡得恰到好处——原料断供，债主逼门，学徒惨死，最后，铺子起火，陈青山上吊。

    太巧了。

    巧得不像巧合。

    他放下账册，拿起旁边那叠诉状。诉状是陈青山生前递到商会的，厚厚一叠，有七八份。

    墨迹深浅不一，显然是分几次写的。最早的一份，是天佑七年六月初九：

    “状告刘有德、王富贵、赵文渊、孙茂才、张永昌五人，恶意压价，强买铺面，断我原料，坏我名声”

    诉状写得文绉绉的，但字里行间透著一股匠人特有的固执和委屈。

    陈青山显然不擅长打官司，状纸写得絮叨，证据也零碎，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件事——刘有德等人如何联合成都的纸商、竹商，不再给陈记供货；如何散布谣言，说陈记的灯笼“用料不实，画工粗劣”；如何派人假装债主，上门逼债

    商会批了八个字：“查无实据，不予受理。”

    后面几份诉状，内容大同小异，只是语气一次比一次急，字迹一次比一次乱。

    最后一份，是九月二十，陈青山死后第三天，由他妻子陈王氏递的。状纸很短，只有几句话：

    “民妇陈王氏，状告刘有德等五人，逼死我夫，夺我家产，天理何在，王法何在？”

    这次，商会连批文都没给。状纸递上去，石沉大海。

    周砚放下诉状，靠在椅背上，闭了闭眼。书房里很静，只有灯花偶尔爆开的噼啪声。

    晨光越来越亮，照在那些泛黄的纸页上，映出岁月的尘埃，也映出十年前那场不为人知的、鲜血淋漓的倾轧。

    陈青山不是第一个。

    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
    他又拿起另一本账册。那是锦里商会天佑七年到天佑九年的“会费记录”。

    账册上清楚记着，天佑七年，锦里街有八家灯笼铺子。到天佑九年，只剩三家。

    刘记灯行，王记灯铺，赵氏灯坊。

    还有一家新开的“锦里灯行”，东家五人：刘、王、赵、孙、张。

    消失的五家铺子，有三家的掌柜后来不知所踪，有两家举家离开了成都。而他们的铺面、匠人、甚至独门手艺，都归了那三家，和那家新开的灯行。

    这不是生意竞争。

    是吞并。是剿杀。是一场不见血的、缓慢而彻底的屠杀。

    周砚睁开眼，目光落在桌上那张名单。名单是他自己列的，上面是十年来，因刘、王、赵、孙、张五人而家破人亡的匠人姓名，后面简单标注了结局：

    陈青山，吊死。

    陈王氏，投江。

    学徒张三、李四，淹死于染坊。

    纸商王贵，破产，离开成都。

    竹商老吴，中风，卧床三年后去世。

    画师郑师傅，被赵文渊挖走，后因“手脚不干净”被逐出灯行，饿死街头。

    一共十七条。

    十七条人命，十七条家破人亡的惨剧。

    而这，只是周砚能查到的。那些查不到的，那些默默消失的，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，还有多少？

    他不敢想。

    “大人。”

    师爷的声音在门口响起。周砚抬头，看见师爷端著一碗热粥进来，放在案上。

    “您一夜没睡，吃点东西吧。”

    周砚没动筷子。他盯着那碗粥，看了片刻，忽然问：

    “师爷，你跟我多久了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