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微抽动着，似乎在无声地念叨着一些名字——那些已经牺牲了几十年的战友的名字。

    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重新睁开眼，继续说下去。

    “退役以后，组织安排我到国营纸箱厂工作。

    我干了大半辈子，纸箱厂却倒闭了。

    我无儿无女，没有家庭，身上带着残疾，到处都找不到工作。

    后来干脆推着一辆破三轮车，沿街捡废纸、收破烂。攒了点积蓄，开了这家废品收购站，把这栋破楼买了下来，一住就是几十年。”

    “这些年，街坊邻居都叫我蒋瘸子，叫来叫去，反倒没几个人记得我真名叫什么了。

    老头子也无所谓，一个名字嘛，叫什么不是叫。

    再后来，我在垃圾堆里发现了一个四五岁的孩子，被人扔在那里，饿得只剩一口气了。我就把他捡回来养着，就是日成。日成这孩子命苦，脑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，但他心好，是个好孩子。”

    “1998年，”蒋文诚的声音继续响起，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，“政府的人不知道怎么翻出了我的档案，发现我是个战斗英雄。那时候我已经六十了，他们说给我安排房子住，派人照顾我，被我拒绝了。

    我说我还能动，有手有脚，不需要国家养着。

    国家给我的一级伤残补助金，每个月按时打到卡上，有一万多块，够用了。”他顿了顿，声音放得更轻更慢，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的重量，“比起我那些死在战场上的战友，我能活到现在，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张床睡觉，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。人不能太贪心。”

    陈浩东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。

    他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用这样的语气谈论自己的苦难——没有抱怨，没有不甘，只有一种发自内心的、毫无矫饰的知足。

    这个老人一辈子受的苦，随便拿出一件来都够普通人抱怨一辈子，可他却觉得自己是个有福气的人。

    他不是在故作豁达，他是真的觉得自己得到的已经够多了。

    “后来我就想，”蒋文诚的声音忽然变得柔和了几分，像是秋日午后的阳光透过老榕树的枝叶洒在地面上，斑斑驳驳，温温软软，“这些钱花不完，不如做点有用的事。

    我那些牺牲的战友，他们的亲人有的生活困难，孩子上不起学。

    我给他们寄钱，供孩子读书。

    再后来，我听说有些地方的孩子也上不起学，就一个一个地找，一个接一个地供。

    这些年来，一共资助了两万一千八百六十三个学生，花了一千五百万。

    每一个学生的名字，资助了多少年，多少钱，现在做什么工作，联系方式，都记在本子里。这些本子——”他抬起那只干枯的手，朝墙角的旧木箱指了指，手指在半空中轻轻颤抖着，“都在那里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