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过。”李矿工说，声音有点儿哑，“当家的，我以前来过这里。那还是十几年前了，那时候我刚结婚第二年，老婆肚子大了，家里揭不开锅，我从矿上偷了五十斤铁——那年头矿上管得还没这么严，五十斤铁不算什么大事——用麻袋装了，挑在肩上，走三天三夜，脚底板磨出鸡蛋大的血泡，挑到土门关来卖。卖了铁，换了几斤白面、几斤粗盐、一小罐猪油，又走三天三夜背回去。老婆给我下了碗面，面里卧了个鸡蛋，她自己一口没吃，全让给我了。”他说到这里停了停，拿袖子抹了一下脸，“后来矿上不让卖了，说铁是仙庭的，私卖要砍头。那年秋天，我老婆生了，难产，大人孩子都没保住。我要是有钱买点好药……”

    他说不下去了。他的嘴唇哆嗦着，腮帮子上的肉绷得紧紧的，喉咙里咕噜响了一声。萧寒没有说话。他看着李矿工那张脸——被风沙磨糙了的脸，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，鼻梁上有一道陈旧的疤，嘴唇干裂得起了皮。又看了看那些缩在铺子里的商人，一个个白白净净的，手指头上戴着铜戒指。

    “以后你还会来。”萧寒说，“来卖粮，不卖铁。”

    李矿工愣了愣。他转过头看着萧寒，眼眶红着，但嘴角抽动了一下，慢慢地咧开，露出一口黄牙，笑了。“好，卖粮。”

    从土门关到薪火村，还有七天路。

    队伍走得越来越慢了。粮快吃完了，水袋里的水也只剩下个底儿，摇一摇能听见哗啦响，倒出来却只有小半碗。有人开始生病，发烧的、拉肚子的、头晕走不了直线的。青苗忙前忙后，她的药筐已经空了，只能熬一些路边的野草根给病人喝，那东西苦得像黄连，喝了也没什么用，但喝了的人至少心里觉得有了指望。有人开始发牢骚。一开始是低声的嘟囔，后来声音越来越大，渐渐变成了抱怨。一个年轻的矿工——就是之前扶着老人的那个——走到萧寒面前，气喘吁吁地站住，胸口一起一伏的，脸上全是汗，汗水把脸上的灰冲出一道一道的白印子。

    “当家的，还有多远？”

    “还有四天。”

    “四天？”那年轻人的声音拔高了，喉结上下滚了一下，“当家的，我们走不动了。我脚上全是泡，我爹在路上发烧了，烧得说胡话。四天？他撑不了四天。”

    “走不动也得走。”萧寒看着他的眼睛，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像砸在地上的石头，“留在这里，死路一条。荒郊野外的，没水没粮，没有挡风的地方。走下去，有活路。薪火村有房子、有地、有水、有药。你选。”

    那年轻人咬着牙，腮帮子上的肌肉鼓起来，又松下去，又鼓起来。他的眼睛里有泪光一闪，但他硬是把那泪憋了回去，用力吸了一下鼻子。“走！”他转过身，走回队伍里，一把扶住了旁边那个走不动的老人，那老人不是他爹，是另一个矿工带来的老母亲。他扶着老人的胳膊，另一只手托着老人的腰，半搀半抱地带着她往前走。老人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嘴角颤了颤，想说句什么，没说出来，只是拍了拍他扶着她腰的那只手。

    阿萝看着那个年轻人，又看了看萧寒。“哥哥，他以后会是个好人。”

    “嗯。”

    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他在扶老人。”萧寒说，声音不高，但很稳，“扶老人的人，坏不到哪去。”

    又走了两天。

    前方出现了一片绿。不是沙漠里那种灰扑扑的、蔫头耷脑的绿，是真正的绿。绿色的树——白杨和沙柳，枝条上的叶子嫩生生的，风一吹哗啦啦响。绿色的草——苜蓿和野燕麦，密密麻麻地铺在路边，踩上去软绵绵的。绿色的黍子苗——一垄一垄整整齐齐地排着，苗尖上还挂着露水，在黄昏的斜阳里闪闪发亮。远处还能看见人，扛着锄头的人，牵着牛的人，弯着腰在地里拔草的人，还有几个孩子在田埂上追着跑，笑着，叫声尖尖的脆脆的，隔着老远都能听见。

    阿萝的眼睛亮了。她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点亮了，脸上的疲惫一扫而空，两只手攥着包袱带子，脚尖踮起来，脖子伸得长长的。“哥哥，到家了！”

    “嗯，到家了。”

    队伍里爆发出一阵欢呼。那欢呼声从队伍的前面响起来，像浪头一样往后卷，一波一波的，越往后声音越大。有人把帽子抛到天上去了，帽子在风里打了两个旋儿，落在地上，没人顾得上去捡。有人跳起来了，跳了一下不够，又跳了第二下，第三下，脚上的泡也不疼了。有人咧着嘴笑，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，那眼泪淌过满脸的灰，在腮帮子上冲出一道一道的沟。有人蹲在地上，用手捧起一把路边的土，放在鼻子底下使劲地闻，闻完了又把土按在胸口上，贴着自己的心口。

    一个上了年纪的矿工抱住了一棵白杨树。那树不粗，才胳膊那么细，他把脸贴在树皮上，两只胳膊环着树干，像抱着一个亲人。他的肩膀一耸一耸的，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哽咽声。旁边的人看着他，没有人笑话他，反而有人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背。另一个矿工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看着那片绿色的田野，嘴唇微微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