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母亲死因——肺病。”林晚蹲在阁楼的地板上。

    她面前摊着一张空的履历表，月光从窗缝里漏进来一道细线，正好照在纸上。她捏着钢笔，笔尖悬在纸上半寸，没动。

    脑子里来来回回，都是那张被她嚼烂了的纸片上的字。三个地方对不上。

    周维成说她母亲死于肺病，可她档案上写的是产后虚弱。周维成说她十四岁到的上海，档案上记的却是十五岁。

    周维成甚至连她的生日都说不清楚。佐藤那句批注，更是字字扎心——

    “此人对林晚的了解，不像亲戚，倒像是临时找的证人。”临时找的证人。

    佐藤这把刀子，递得太准了。林晚闭了闭眼，手指搓了两下钢笔帽上的铜夹，松开了。

    不能去找周维成对口供。佐藤既然已经派人问过话，周维成身边肯定有眼睛盯着。

    她现在凑过去，就是自投罗网。唯一的办法，是她自己改口，把她的说法往周维成那边靠。

    林晚拧开笔帽，笔尖落在了纸上。“父：林德厚，民国二十三年殁，病故（痢疾）。”

    这一条不用动，周维成没提过她爹，佐藤那张纸片上也没有。“母：王氏，民国二十四年殁——”

    笔尖停住了。产后虚弱，还是肺病？

    林晚慢慢在纸上写了四个字：久病不愈。久病。

    这两个字很模糊。肺病能叫久病，生完孩子身子弱，拖久了也算久病。

    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，死了娘，别人问起来，她说“病了很久”，谁也挑不出刺。要是上头拿去跟周维成的口供对，他说是肺病，那也没关系。

    远房亲戚，记错了很正常。林晚把“久病不愈”四个字又描了一遍，故意写得歪歪扭扭，“愈”字最后一笔还拖了个小尾巴，像是手抖了一下。

    下一条。“民国二十四年投靠表叔周维成，时年——”

    十四岁？还是十五岁？

    林晚咬了下笔杆，写道：“大约十四五岁，记不太清了。”

    就这九个字。一个爹娘都没了的小姑娘，从乡下跑到上海投靠亲戚，兵荒马乱的，记不清自己几岁太正常了。

    乡下人又不记阳历生日，能记住是哪年谷子收了几茬就不错了。“记不太清了”，这五个字就是盾牌。

    佐藤把这份履历和周维成的口供放一起看，会看到什么？周维成说十四岁，林晚自己说“大约十四五岁”。

    差了一岁，可她自己都说记不清了。这就算不上破绽，只能算穷人家孩子的糊涂账。

    最后是生日。周维成说生日“不确切”，肯定是被佐藤的人追问，但他没答上来。

    这条最好办。林晚在“出生日期”那一栏写：

    “只记得是热天生的，月份不记得了。娘在世时说过一回，后来忘了。”她想了想，又添上一句：

    “教会学校入学时嬷嬷问过，我随口说的七月，不一定准。”这是双保险。

    万一佐藤真派人去教会学校查，学籍上写的七月。她先一步承认是“随口说的”，就算查出来对不上，也不能算她撒谎。

    三个坑，全都填上了。林晚把整张履历表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

    字迹歪扭，三处涂改，两团墨迹。“投奔”的“奔”字，先写成了“本”，又划掉重写。

    “教会”的“教”字少了一笔。“嬷嬷”两个字倒是写对了，但笔画一顿一顿的，看得出写得很费力。

    整张表，看着就透着一股子穷苦和笨拙。这就对了。

    一个不想回忆过去的女人，从记忆的烂泥里，一个字一个字把自己的身世挖出来，就该是这个样子。至少，看着像真的。

    林晚把表格吹了吹，等墨干透了，对折塞进帆布包夹层。她抬起头。

    月亮偏西了，弄堂里一片死寂。王阿婆家的灯已经灭了。

    远处有野猫在叫，一声一声的，听着瘆人。窗外没有烟味。

    今晚他没来。林晚在黑暗里蹲了一会，手指摸到枕头下，碰到一块布头。

    是阿翠给她缝的那块白底蓝花的碎布，被她体温暖得有些发软。手指在上面停了两秒，又松开了。

    四点钟，还有两个小时天亮。她没睡，靠着床头坐了一夜，把履历表上写的每一个字，每一处涂改，每一个“记不清了”，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过了七遍。

    天亮了。“张科长，我的表填好了。”

    林晚站在张诚桌前，双手捧着履历表，手指捏得死紧。“您帮我看看，有没有写错的字。”

    张诚端着搪瓷缸子，吹开茶叶沫，接过去扫了两眼。“久病不愈？你妈不是难产死的？”

    “不是难产，张科长。”林晚的声音很小，带点颤，“是……是生完我以后，身子就一直不好，拖着拖着，后来就……”

    她说到这，嘴唇动了动，好像说不下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