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豆在灶房的门槛上坐下了。

    “我不动。”他说，“我就想问一句，这针，是哪儿来的。”

    老太太没答。

    她走到灶边，把那根针往里按了按，按得更深一点，然后用一块破布，把砖缝抹了抹。

    做完这些，她才回过头。

    “救过我儿子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“怎么救的。”

    “二十年前。”老太太说，“我儿子七岁，病得不行了。请了两个先生，都说没法。”

    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。

    “那时候来了一伙走江湖的，说是南边来的，专治疑难。领头的那个，住在村口的破庙里。”

    “他给我儿子扎了三针。”

    “扎的哪儿。”

    “我不知道。”老太太说，“他不许看。让我在门外等着。”

    “扎完以后呢。”

    “扎完第二天，我儿子的烧就退了。”老太太说，“那个人在村里住了半个月，天天来，扎了三回。走的时候，他把这根针留下了。”

    “留针做什么。”

    “他说，”老太太顿了一下，像是在回忆，“他说这根针以后用不着了，留给我，万一孩子再犯，谁能扎，就拿这根扎。”

    “他叫什么名字。”

    “不知道。”

    “他从哪儿来。”

    “不知道。”

    “他往哪儿去了。”

    “不知道。”老太太说，“他就留了一句话，说他是南边来的。”

    阿豆沉默了。

    他看着那根针，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一个七岁的孩子，两个先生判了死，一个不肯留名的游医，扎了三针，留了一根针，二十年。

    “大娘。”他说，“您识字么。”

    老太太摇摇头。

    “一个字都不识。”

    “那这针，您知道是什么针么。”

    “不知道。”老太太说，“我就知道，它救过我儿子。”

    阿豆在灶边的矮凳上坐下，把册子摊在膝头。

    老太太不说话，也不赶他走。

    灶上的水开了，她起身，把水舀进一只粗瓷碗，搁在阿豆手边。

    “喝。”

    阿豆捧起来，喝了一口。

    水是温的。

    “大娘。”他说，“您儿子现在在哪儿。”

    “出海。”老太太说，“早起走的，傍晚回。”

    “一天挣多少。”

    “看天。”老太太说，“天好，多挣点；天不好，空手回。”

    “这些年，靠打渔过日子。”

    “靠打渔。”老太太说，“他爹走得早，我一个人拉大的。”

    阿豆放下碗。

    “当年他病成那样子，您没想过，请个先生走远点。”

    “想过。”老太太说，“走过三趟。”

    “三趟。”

    “头一趟，走了三十里，先生说治不了。”老太太说，“第二趟，走到镇上，先生说不识这个症。第三趟，走到县城，先生的门口排了半条街，我抱着他等了四个时辰，没轮上。”

    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。

    “回来的路上，我抱着他，在道边的树底下坐了一夜。”

    “那一夜，您想什么了。”

    老太太沉默了很久。

    “我想，明天要是还没有先生，”她说，“我就把他放回炕上，陪他躺着。”

    阿豆把这句话，一字不改地记下来。

    阿豆低下头。

    他从怀里把册子拿出来，翻到空白页，写了三行字。

    写完，他抬头问了一句。

    “大娘，我能看看那个结么。”

    “哪个结。”

    “针上缠线的那个结。”

    老太太想了一会儿，把针从砖缝里拔出来。

    她没递给阿豆。

    她把针放在自己的手心里，摊开。

    碗口大的手掌，托着一根细针，托得很稳。